中国驻爱尔兰使馆提醒中国公民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根据我国民政部的统计，截止2002年底，全国经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已达13.3 万个，基金会1268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1.1万个，涉及教育、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等 多个领域。

(6)受制于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案件结案方式表现为双方当事人和解，原告撤诉。诉讼协调是一项司法行为，诉讼和解是协调成功的成果，诉讼调解是诉讼协调与诉讼和解的融合产物。

[10]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有了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解读，载《司法业务文件选》2008年第6期。那么，这三者是否反映出同一内涵还是实质上蕴含了不同的制度功能？显然，对三者的辨析是探讨《行政诉讼法》修改方案，完善行政诉讼裁判方式不可回避的问题。可以说，和解是撤诉的原因，撤诉是和解的结果{13}(P·119)。三是认为调解是协调和解的一种方式，和解是调解或协调和解的结果。[11]有关诉讼调解的发展历程及当前的法律规范，参见沈志先主编:《诉讼调解》，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以下和第39页以下。

还有学者提出，对行政案件是否适用调解原则不能一概而论。甚至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委托相关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不像以前，现在以色列最高法院会明确而且详细地讨论法律和政策的一般问题，即便与当前案件的具体问题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同样地，政党、议员和候选人的申诉数量也是大量增加。[23] 与巴拉克大法官不同意见的看法是前最高法院院长沙迦（Shamgar）和大法官切辛（Cheshin）的进路。或者是改变当前最高法院的组成，从而使其更具有代表性。所以，政治的司法化并不意味着政治的终结，法律的胜利，政治司法化同时也意味着司法的政治化。

为了避免陷入纯粹的主观性，巴拉克引入了社会合意的概念，即法官通常应当接受的是植根于法律制度基本价值中的合意。这同样适用于其他那些公共辩论的领域，即在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上，最高法院也是更倾向于自由。

最高法院认为议会建造私人监狱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通常最高法院并不会干预经济政策，但是此案中涉及到囚犯的基本权利，将管理囚犯的权力转给私人公司不具有正当性。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改变其自身的判例。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张千帆教授，他最先引我见了此书，我才有机会了解到文字之外的精彩。在1980年代之前，最高法院要求当事人必须表明与被诉的政府行为存在直接且实质性的利害关系，诸如侵犯宗教情感或意识形态等信念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

再者，以司法机关为中心的宪法学术共识在近年来也遭到了强劲的批评，其前因可以追溯到所谓反多数的难题，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还需要为司法审查提供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成理由。关于为巴拉克辩护的文章，see Barak Medina, Four Myths of Judicial Review: A Response to Richard Posners Critique of Aharon Baraks Judicial Activism, 49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nline 1 (2007)。同时最高法院院长的选任也不受政治控制，现在的惯例是是按照论资排辈。而遴选委员会的决定必须得到九位成员中的七人支持。

为了维持实体的独立，法官不会因为行使司法职能的行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即便是超过了权力的范围。[76]巴拉克感慨：做法官难，做个好法官和值得尊敬的法官更难，在一个遭到恐怖袭击的民主国家中做个好法官和值得尊敬的法官难上加难。

首先，法院是被动的机构，对自己的议程没有直接的控制权，而是要取决于外部的主体。2006年，时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在介绍巴拉克时称，他是我的司法英雄……是我所知道的最能代表和促进民主、人权、法治和正义价值的法官。

[78]巴拉克此书的理论抽象化程度可能会使人们忽略了以色列的背景和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等等。因此到目前而言，以色列的宪法革命还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58]首先，以色列最高法院通过放宽诉讼资格和审查范围取消了诉讼的门槛。该提议遭到了时任院长巴拉克的激烈反对，最后以非常接近的票数没有通过。当前最高法院在行使司法审查权时变得更加谨慎。当法律通过二读和三读时，记者报导了此事，但编辑认为没有新闻价值。

关于法官或最高法院在民主国家中的角色，巴拉克的思考是逐渐发展和成熟的，他曾经以类似主题发表过多篇论文和演讲，[1]本书即是他2002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所刊之文的扩展，[2]系巴拉克司法经验和理论的系统总结。战争结束后，全家人在中欧度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时光，1947年移居巴勒斯坦地区。

这也是最高法院遭到强烈批评的重要原因。所以议会的制宪权是以色列社会制度和法律历史的最佳解释。

[9]不过在当时，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两部这基本法的宪法意义，完全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巴拉克认为，目的解释，既适用于宪法和法律，也适用于契约和遗嘱的解释。

其次，实体层面关系到的是司法机关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否定借助多数主义程序通过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做出实体性的政策选择。就规范意义上的可诉性而言，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法律的真空，没有什么领域是不包括法律或没有法律标准的，因而都是可诉的。在该案中，议会通过了一部补偿犹太定居者的特别法，这些定居者被从家里强制赶出来。因此以色列的制宪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当前的环境下，或许仍然只能采取类似哈里里决议那样的妥协，渐进发展而无法一蹴而就。

[38]就任职资格而言，虽然不同层级法院法官的任命条件不同，但主要是对法律职业和专业素养而非政治归属的考虑。反对党利用司法审查继续申张在政治过程中没有实现的主张。

[30] Ofer Kenig, Israels Long and Winding Road to a Constitution: Main Issues, Actors and Current Procedure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Change, 11-16 April 2008, University of Rennes, France.[31] Aharon Barak, The Values of the State as a Jewish and Democratic State, in Mitchell G. Bard David Nachmias (eds.), Israel Studies: An Anthology, AICE Publication, 2009; Ruth Gavison, Can Israel be Both Jewish and Democratic? in Asher Maoz (ed.), Israel as a Jewish and Democratic State, Deborah Charles Publications (2011), pp. 115-148.[32] Daphne Barak-Erez Aeyal M. Gross, Social Citizenship: The Neglected Aspect of Israeli Constitutional Law, In Daphne Barak-Erez Aeyal M. Gross (eds.), Exploring Social Rights: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Hart Publishing (2007), pp. 243-261; Yoram Rabin and Yuval Shany, The Israeli Unfinished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Has the Time Come for Protec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37 Israel Law Review 299 (2003).[33] 关于部分的宪法方案，see Ofer Kenig, Israels Long and Winding Road to a Constitution: Main Issues, Actors and Current Procedure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Change, 11-16 April 2008, University of Rennes, France。根据这一内容，限制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权需要满足四个条件：（1）由法律或者法律所授权的条例规定。

然而在具体的制度和方法上，他的观点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论，包括司法裁量、目的解释、诉讼资格、政治问题原则、比较法在司法判决中的适用。司法机关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就是要弥合法律与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之间的差距，并且保卫宪法和民主，保卫人权。

但是他们的裁量必须符合法律制度的结构，必须符合基本法的目的，符合以色列的宪法历史。而法律所追求的目的，不外乎在确保共同体社会生活的同时，保障人权、平等与正义。巴拉克在担任以色列大法官之前，已经取得了非凡的学术和政治成就。在以色列，巴拉克领导下的最高法院将这一发展推向了极致。

在此基础上，他就实现这些司法职责的手段、司法与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巴拉克认为应该寻找这两种价值当中的公分母，而不是突显各自的特殊性。

感谢曾经担任巴拉克院长司法助手的特拉维夫大学法学院伊赛.罗森-兹维（Issi Rosen-Zvi）教授，他帮我查找了一些关于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宣布议会（Knesset）立法违宪的案件。更加注重公共机构行为的可接受性。

诉讼资格表明的是当事人是否可以作为适格的主体向法院提起诉讼。[71]正是在这一年，巴拉克被任命为以色列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当时所有大法官中最年轻的，这也就意味着他必然会接任最高法院院长。